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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马迁为何读汉武帝的教育法令
2019-01-10 19:19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浏览量:
司马迁为何读汉武帝的教育法令 《史记儒林列传》曰:余读功令,至于广厉学官之路,未尝不废书而叹也。功令,是当时记载与发布的功绩命令,这里指的是关于教育政策及广开学路的
司马迁为何读汉武帝的教育法令


《史记儒林列传》曰:“余读功令,至于广厉学官之路,未尝不废书而叹也。”功令,是当时记载与发布的功绩命令,这里指的是关于教育政策及广开学路的法令,颇似今天的高等教育扩招政策。司马迁为何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,竟然如此激动,未尝不废书而叹呢?

司马迁为何读汉武帝的教育法令,异常激动,废书而叹呢?

 

汉初统治者认为“举措太众、刑罚太极”是造成秦亡的原因,因此推行黄老之术,实行无为而治、与民休息政策,促进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,但也缺少统一人心的治国理念,整个社会面临着深刻的思想危机,潜藏着巨大的矛盾。在汉帝国走向强盛的同时,迫切需要用儒家思想文化来整治人心,用儒家贤人来管理社会,以维护帝国事业的向前发展。汉武帝采纳了被称为“汉代孔子”的硕儒董仲舒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的建议,建立五经博士制度,把学术纳入政治体系,让儒家学者分享政治权力带来的利益,以儒家学说作为国家意识形态,形成文化大一统,对天下人进行思想管理和思想统治,结束了“师异道,人异论,百家殊方”和“上亡以持一统,法制数变,下不知所守”的局面,为中华帝国的统治提供了法理依据,这是汉武帝在完善农耕社会建设中最富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创举。尽管其主观目的是维护大一统体制的神圣和秩序,但客观上起到了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统一意识的作用。从此,华夏儿女在儒家文化里找到了自己的精神故乡和价值根据,有了精神支柱、情感寄托和心灵归宿,生生不息地构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。

汉武帝依托至高权力,设置国家最高学府——太学,教材是唯一被官方批准的儒家经典,博士官也就是教师由清一色的精通儒术的经师充任,学生都是从全国各地精选出来的,在学校里接受系统的儒学教育,每年考试,学而优则仕。不学儒术,再有学问,也没有施展才干的机会,甚至已经身在官场,但因不通儒术,竟连话语权都没有。武帝建元元年(公元前140年),下诏“举贤良方正,直言极谏之士”。举主为丞相、御史、列侯、中二千石、二千石、诸侯相。丞相卫绾上奏说,被举之人“或治申(即申不害)、商(即商鞅)、韩非、苏秦、张仪之学,乱国政,请皆罢”,不是儒学出身的都不取。

在兴办太学的同时,汉武帝还命令各郡国建立学校,讲习儒家经书。汉武帝重视礼乐教化,设置金马、乐府等专署鼓励诗赋创作,罗致司马相如等著名文人和李延年等优秀音乐家,创作歌词诗赋、政论散文,宣扬儒术,润色鸿业,解读经典。实行旌表制度,在乡一级的吏员中设置三老,其职责是“掌教化,凡有孝子顺孙,贞女义妇,让财就患,及学士为民法式者,皆扁表其门”,把维系封建统治的纲常礼教纳入官方意志体系,强化人们的忠孝节烈观念,使儒风弥漫于社会现实。司法官员在审理“诏狱”过程中,甚至抛开国家法律,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审理案件的依据,即“引经决狱”。通过教化修身、以儒取仕、“引经决狱”,使人们的认知、情感、伦理、信仰、价值,都打上了儒家思想的深刻烙印,人们努力把自己塑造成忠臣、孝子、良民尤其是君子的形象。一种意识形态一旦被人们接受之后,便会以非凡的活力永久存在下去,成为国人的集体记忆和无形信条,不仅蔑弃难,改良亦难。

然而,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,所形成的一元化思维,以及统治阶级为学术法理化提供的利诱机制,长期以来却遏制了思想的自由发挥,束缚了创造性的思维,对于文化、科技的发展起了较为严重的阻碍作用,尤其是到明清时期居然走到了极端,演化出一套钳制人性的道德高压体制,出现“礼教杀人”“礼教吃人”的现象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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